编校完最后一篇文章，审核完最后一个文字，竟有一种在风浪中经过长渡远泅终于爬上彼岸那种“虚脱”的感觉：头脑一片空白，浑身软懒无力，以至连本应有的一口长气也未能吁嘘出来。这与之前编辑那四部个人诗集和五部经济社科类著作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从1978年考上大学开始有比较正式的“论”的写作，到2004年的今天遴其之要自编成辑成书，二十七个年头，三分之一的人生路，时空可谓不长也不短；从感受、思想，转化为文字、文章，身心的荷负，不可谓不重。一句话 ：难啊 ！

　　这为文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份美差。说是“差”，其实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自懂事起，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外，从来都没有谁强迫过自己要写什么东西。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而且一直乐此不疲呢？无非有四：懂事后受了家父的影响；上学后受了书本的影响；“文革”后受了出身的影响；工作后受了责任的影响。

　　回想二十多年前，年轻气盛，见识短浅，写了、发了几篇东西，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曾狂妄地说过“春华正茂求佳卷，年衰亦望卷成章”。近几年来，却越写越觉得自己的水平并不怎么样，比自己水平高的人多的是呢。怪不得妻子说我好象越来越近乎“知天命”了。因而我给自己的作品的总体评价是，并非“上品”，也决非“下品”，中不溜秋而已。然而自以为有两点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是一直以来的坚持不懈，二是这些东西确实都是自己的“干货”。说实话，这两点连我自己也为自己感动。所以我还是编印出版了这本书，作为人生记录，可以供己自娱自美；作为社会见证，可以供人谈笑借鉴。

　　平时，有不少人知道自己能写一点东西后，总会说几句“佩服、佩服”之类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话。而我也多数时候会调侃地说,以前读书太少，现在还要继续交作业。实际上也是这样。我1964年读小学，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小学只正正式式读了三年；中学四年中，好不容易“教育回潮”读了两年，又因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成天搞劳动去了。恢复高考后，倒是认认真真读了三年，但读的也是刚从中专改为大专的师范专科学校，质量如何可想而知。许多东西，都是大学毕业后自己逼着自己学的。

　　我写的东西比较杂，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也写了一些小说、散文、杂文、评论。从1984年调连平县委办公室开始，尤其是1998年初调珠海市委办公室后，就对社科和经济类的研究、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直到1995年在珠海市体改委任职、1999年担任珠海市香洲区委书记，无论是诗歌，还是社科、经济文体的写作，都进入了一个高潮。曾经有不少人觉得这里面有两个矛盾，一是时间上怎样调整自己，二是三种文体很难融合。在我看来，时间问题很简单，只要你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一种志趣就一定会有时间的；至于文体问题，其实也并不复杂，无论是文学，还是社科，或是经济，就其之“质”说到底都是一种文化，因此都是彼此相通的。

　　这里想交代一下自己从政从文的一些因由。记得1984年做中学教师的时候，曾写信给刚上任的县委书记，信中附了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要求调到县文化馆去搞创作。当时曾有一个朋友带去见这位还没有见过面的书记，唯一的见面礼——一只西瓜还是那位朋友掏钱买的呢。没想到见面后书记却让我去县委办公室工作，更没想到从此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其实到目前为止，自己都从没有刻意去求官，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除了自己一直坚持老老实实做人、全心全意做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自己都碰到了很好的领导、很好的同事、很好的朋友，这确实是自己的运气！至于从文，应该说还是比较“刻意”的。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了做一个文学家的梦想，也开始涂鸦一些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迁，文学创作演变成了一种重要的业余志趣。而今，虽然没有当成专业的文学家，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坚持不懈，辛勤的耕耘还是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毕竟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了嘛。经济论文和社科论文的写作，却是自己所从事的行政工作的一种衍生物。我做人、做事的一个原则是，做一行，就要爱一行、尽可能地精一行，这就逼着自己要去学习、去钻研，也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了喜欢琢磨并把所琢磨的东西写出来的习惯。但是因为自己并不是这些方面的专业出身，又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是很高深的理论文章，然而由于紧密结合了自己的实际工作，就操作层面来说，对自己的工作实践，对同事们的工作实践，应该说还是有相当裨益的。

　　在目前的中国政界，对于一位“行政官员”来说，写作不仅是一份苦差事，还很容易让人误解，给人评头品足，甚至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自己也不时地会感觉到一种看不见的压力和一种说不出的氛围。曾经有几个长者和朋友十分委婉而又善意地提醒过我——心里深知这是他们一份坦荡而真诚的关爱，写到这里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至今都是我最尊重的长辈和朋友。但是，我却无论怎么样都改不了，其实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上了瘾、着了魔似的爱好和志趣。在我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官文一体的，并一直以文人从政、官员弄文作为美谈，很多时候，能否做到官文融合还成为一种约定熟成的对官员的评价标准。而今，最早由中国推行的文官制度，更已经成为人类管治国家的共同的制度取向。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这些年反倒出现了对官员从文的那种不正常、不健康的氛围了呢？真是可悲可叹。人有这种爱好，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只要写的是健康、正派的东西，不仅毫无坏处，还对人有益、对社会有益，是对家庭、对亲友、对社会的一种报答和回馈,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对权、利、欲的看法和取向，对个人的道德、品格、性情的修养，更有着潜移默化的正面作用。因此，我将一直这样的走下去，毫无遗憾地、义无返顾地。我尊敬的长辈和朋友们，请谅解我的愚钝无知和执迷不悟，十二分地抱歉了，衷心地感谢您了！

　　说到感谢，必须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同学们和同事们，尤其是那些在我人生的转折阶段无私地扶助过我的“贵人”，我将永远地铭记他们，并希望通过这本书表达我发自内心的谢意。我还要永远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没有今天的我。

　　曾经想过请一请名人或者领导为这本集子写一个序，但考虑到自己已经为每个小辑各写了一个小序，并将其合起来成为“自序”，还将《青年文学》柳宗宣先生一篇偶然写出的文章作为“代序二”，如果再加上一篇专门的序文就有点画蛇添足了；何况正如俗语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文章如人，各有各的看法，倒不如不加其他人的评价，就这样赤裸裸地奉献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评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