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科界、经济界上都在热论一个话题，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均 GDP 突破 1000 美元后，就进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期和社会转型期，同时也将进入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这就是所谓“ 1000 美元”现象。 如果 这一时期 应对失误，经济将徘徊不前，社会将长期动荡，也即通常所说的可能掉进“ 拉美陷阱” 。

　　一般看来，这个说法是对的，也符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实际。过去近 200 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经过了以上所述的那个历史阶段。但如果只是简单地用 GDP 这个参数来对比和分析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则失之于简单和偏颇，甚至可以说忽视了其中许多实质性的区别，掩盖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种情况是很让人担心的。

　　个人认为， 与过去同处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相比，以下几个方面的大差异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一是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不同。那个时期的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执政出现严重失误，执政党可能拍拍屁股就溜了，即使不滚蛋人民也会把它轰下台去。我们却不行。在中国，目前以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唯一可以承担起执政兴国富民重任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替代它。所以如果出现执政失当，我们党承担的责任比西方的执政党将更大、更重，面对的矛盾也更多、更集中，后果也更加可怕，可以说将影响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和人民的富裕安康。何况我们目前还是党政合一体制的，我们是肩膀上挑着“无限责任”的党和政府。另外，在经济体制方面，虽然我们已经在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但毕竟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建立和完善。与此有关的一个重大情况是，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者转移矛盾，更通过战争来掠夺各种资源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而我们的党和国家，非但不具备这种条件，即使有条件，我们奉行的也是和平崛起的原则，也不可能去侵略别人、掠夺别人。

　　二是我们仍然处于比较低级的工业化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时期，一般都已经经过或者正在经过工业革命，而我们明显还远远没有完成必须经过的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化，而且在这个时期，全球化、信息化又接踵而至，虽然机会很好，但毕竟准备严重不足，这就容易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甚至对我们的思想和文化造成混乱与冲击。

　　三是我们的国家机器还很不健全。西方国家经过上百年甚至 200 年才达到的这个阶段，我们通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就基本达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得过急过快，但却不是全面、协调的发展，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包括经济质量、经济效益的问题都十分严重；我们的民主既不发达，法制更不健全，还远不是民主法制社会，许多问题最终还是要党和政府才能解决；作为社会重要的缓冲器和润滑剂的社会组织、中介组织也很不发达，而且大多没有与政府切断脐带，还是政府的“附庸”。执政党解决不了的社会矛盾，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组织、中介组织来解决或帮助做一些工作，分担一些责任，我们还远远不行。

　　四是我们的国民素质还不高。西方国家大多经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国民教育基本上做到了与经济发展同步，更有一些国家经过了文艺复兴。而我们国家是从封建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的产业化远未完成，在一定意义上说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国民教育特别是农民的教育状况还很落后。比如文化水平底下，农民意识浓厚，广大基层群众甚至基层干部对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认识不全面、不到位，处理容易欠缺理性，民主诉求多而法律诉求却高度缺失，等等。

　　五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我们确实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社会保障体系却完全没有跟上来；我们的发展虽然确实让一些人先富了起来，却没有让更多的人能够共同富裕起来；我们的城市也确实发展了起来，广大农村却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他们换来的却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更严重的是，在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年解决了温饱后，近十多年来非但生活没有往前走，大多数人甚至比前十年还要贫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最近经常说的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说”是错误的，应该是“回报”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