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宏同志：
《香山》增刊已收到。拜读了大作，很有感想，故信手敲出这堆文字 ( 这些年我的手写能力已退化到几近涂鸦的地步，羞于见人了 ) 。
对你发表在此期《香山》的作品，总的感觉是：散文比诗好。 《西藏行脚》比《留在伦敦的记忆》好。
读你的“西藏”，令我想起了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洛夫的《雨中的慈湖》、余光中的《沙田山居》和席慕蓉的《黑森林》。这几篇诗人所写的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作者用习惯了的也即诗人的触觉去感受客观世界，将“我”融入其中，所以缕缕情思自然地萦回于行间；用习惯了的'也即写诗的笔法去表现情思，所以语言比散文家的作品更为精练、形象； 由于他们都拥有建筑于深厚文化基础上的极为丰富的词库，所以无论是状物、叙事还是抒情、议论都文采斐然；由于他们写的是散文而不是诗，这不啻是一种“解放”，所以用笔比写诗更为活泼、潇洒。于是乎，特殊而又强烈的美学效应油然而生。
不能说，你的“西藏”在表现手段方面已可以与上述几篇名作并驾齐驱，但的确具有同样的韵致。你纵情地抒发对西藏的向往和“行脚”于斯地时灵魂所受到的震撼，其中有的片段尤为精彩，如对怒江、布达拉宫、纳木错的描绘。你笔下所展现的不是摄影式的静态图景，而是描绘、叙述与想象、联想化为一体，知性与感情交织渗透的艺术境界，表现了对“天人合—”的殷切期待。
《留在伦敦的记忆》也有优点，突出的是知性内涵既有深度而且隽永有味。例如对牛津市政规划的看法，目睹“道光二十三年造”大炮时的思绪，关于生态和心态的议论等等。虽然都是点到即止，但使人既有所知、有所感还有所悟，其效果比那些貌似激昂实际却十分空洞的字句好得多。
至于诗歌，我认为新诗比七言诗好。不是因为你的七言诗不合格律而不大喜欢 ( 七言诗除了律诗、绝句要严格遵守格律之外，还有不讲平厌的古体——古风、占歌行，它们也有传诵不衰的名作，如《古诗十九首》 ) ，而是七言的字数束缚了你的手脚。在新诗中，我最欣赏《剑桥，我来了》。此诗从徐氏的《再别康桥》起兴。内涵又大不一样，所抒写的物在人故 ( 其中定然包括徐志摩 ) 的“忧伤”，大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刘希夷： 《代悲白头翁》 ) 的情味，令人寻思再三。
十二年前，在年轻编辑徐建中的推荐下，我第一次拜读大作——诗集《选择季节》原稿，从《雁落平沙》、《距离》等首诗看到了你的实力和潜力，因此欣然作序。当时我们并未认识，事后也没有联系，但我一直关注你的作品。我虽然到过珠海、中山几次，然而考虑到你工作繁忙而没有打搅，所以至今才与你见过两次面，可是都因时间匆促来不及深谈。十二年，对于宇宙来说不过是极短的一瞬而已，诗坛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现代”、“后现代”、 “先锋”的出现不但无助于诗歌事业的繁荣，反而导致大量读者疏离。如今，在不少作者心目中诗已不是情思的载体而是争名夺利的工具， “功夫在诗外”的现象极为普遍。一些被吹为“震撼之作”其实味如淡水，有的还狗屁不通；一些“著名诗人”到处招摇，其实未写出过一首真正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一些“流派”将旗帜举得很高，其实旗下只是一群缺乏艺术理想、水平低劣的乌合之众。诗坛堕落了。你虽然职位高了仍孜孜不倦地追求缪斯，而且坚持走折射时代、表现人生的道路，这是很可贵的。官员从事文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应当好好发扬。这不但可以提高官员本人的文化素养，还对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我还认为，文化素养较高的官员必然更有人性，更能善待芸芸众生，这将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信你今后一定能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祝你不断有更佳的作品问世。
首次给你写信就如此之长，真个是“人老话多”。遗憾的是“多”不是“正确”的同义语，以上意见定然正谬并存，仅供参考。
匆致
敬礼 !
杨光治
2006.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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