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初开始，我就和“博雅”有了一些来往，但真正与她结缘，应该是2004年年底的事情。记得当时我因为要参加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年会并且要在会上做一个发言，就委托博雅帮我找一本正在热销的书《拐点》。在这次会议上，我受《拐点》的启发，做了一个《从“点线”式改革到“三角”型改革——以广东中山市为例》的发言，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来，包括《凤凰周刊》在内的几家报刊都做了转载。从此，我与博雅的来往就开始逐步密切起来，以至博雅成了我个人的图书顾问。与博雅的交往确实让我受益匪浅，这不仅仅体现在图书的推介和供应上，更体现在文化的熏陶上，体现在知识的充实上，体现在精神的愉悦上。

　　近几年来，我先后有三次比较重要的学习、出访和考察活动，都与博雅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第一次是2005年的6月，我带队前往西藏看望援藏干部。西藏是我从小就一直向往的圣地，可以说去西藏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很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先要通过阅读对这个地方的人文等情况作一个粗略的了解，然后在途中写一些东西。而去西藏，那就更不能随便了。这时候，博雅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一周内，她通过与全国的网络联系，给我提供了5本介绍西藏的图书。浏览一遍后，我带着其中两本去了西藏。九天时间，我一路考察、一路看书、一路思考，一路用手提电脑敲出了人生第一篇万余字的长篇游记《西藏行脚》。其中的一些诗文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刊出后，尤其是“西藏文化网”将其挂在“内地人看西藏”栏目中作为一个窗口文本后，没想到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到目前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后去了西藏。在藏期间写的一首诗歌《西藏》还在西藏建区40周年时被《中国民族报》在文化版头版配上整版的照片压题刊出，据说已经在援藏干部中广为流传。

　　第二次是2005年的年底，我被选派参加广东省第七期公共管理高级研究班学习，期间最后一个月是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这可是人生难得的机会。因此，我从去英国前一个月就开始做人文方面的准备，博雅更是给我提供了近10本与英国特别是牛津有关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叫《牛津——历史和文化》，是德国人彼得 · 扎格尔写的，我在出国前就将整本书读了个遍，之后还带着它到了牛津，伴着我在英国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日子，对我的学习和考察起了不可替代的辅导作用，更成了我在写作长篇日记式散文《留在英伦的记忆》的重要参照读本。后来，《中国作家》发表了我这篇散记，诗歌《剑桥，我来了》在报刊发表后，还被《中国作家网》收进了“名作欣赏”栏目。

　　再一次是2006年的5月，我奉命带一个政府代表团前往南美考察。去南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仅单程就要连续坐25个小时的飞机，可不是谁都受得了的，所以必须格外珍惜。跟以往一样，博雅自然又成了我的图书顾问。在她拿给我的5本书中，由中国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南美洲》显得十分的特别。一般的旅游性书籍都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干巴巴的，而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人文的介绍分量很重，而且是娓娓道来，好象在和你交谈；阅读时，你会不自觉地把它当成一个旅友，你甚至会觉得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正是因为有它的陪伴，我才得以更好地进入了南美——不仅用脚步、用眼睛去感受南美，还将生命和心灵与南美融在了一起，让我顺利地写出了近两万字的游记《南美四国行》。

　　当然，与博雅的图书交往并不仅仅体现在我这三次的行脚中，我与博雅的交往是全方位的——我这两年多的经济、社科、人文和工作业务方面的研究与实践，都找得到与博雅交往的痕迹。博雅给我提供的表面上是图书，但在我的体会中，她提供的实质上是一种广博的文化、一种雅致的精神、一种博而雅的生命。

　　人生有这样的图书顾问，的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