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回声

在红色的五月里,我来到这块心仪已久的红色土地。我看、我听、我想,枣园、杨家岭、南泥湾,处处血染的土地,留下了我虔诚的脚印,也留下了我的思考:为什么狭小的窑洞,能容纳那么博大的胸怀与光辉的思想?为什么那么简陋的办公桌,能产生改变中国,振撼世界的华章?

现在,延安城内很少见到窑洞了,即使是在郊外,窑洞也不多见,这是陕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明证。当然,这种极富地域特色的居住方式,至今还有一种令人心动魅力。所以,延安市就有了新建的,号称世界第一的窑洞宾馆群。

但是,我眼前的窑洞,实在是太狭小简陋了。半圆形的拱门,正方形的窗棂,一洞为办公室,一洞为卧室,再有一洞是工作人员室,每洞十多平方。窑洞门外土壁上,挂着“毛泽东同志旧居”、“朱德同志旧居”、“刘少奇同志旧居”、“周恩来同志旧居”。在枣园,在杨家岭,我见到的窑洞几乎都是如此格式。当年,我们的领袖就是工作、生活在这样的窑洞里。

在毛主席的窑洞旧居里,在那狭小的卧室,简陋的办公室里,一张床、一张铺上白布的办公桌、几张会客用的椅子,这是全部的家当,它们差不多占了一半空间。对身材魁梧的毛主席来说,这地方实在太局促了。而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领袖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枣园周恩来窑洞旧居特别有意思,共有两间半洞,而且它不是独院,是和王稼祥窑洞旧居连在一起。 讲解员告诉我们, 由于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总是在延安和重庆之间奔波,居住在延安时间不多,于是他向中央提出将大窑洞让给家人较多的王稼祥同志,自己住小的。这就是艰苦年代里我们党的领袖们的胸怀__无私、坦荡,视同志如兄弟。这是他们战胜困难,战胜敌人,从弱小走向强大,直至最终胜利的法宝。

出延安北城,向前走五六里,就是弛名中外的杨家岭。这个地方,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心中的圣地。

“金明阻西岭,清凉峙其东,延水正中出,一郡两雄城”,范仲淹以其生花妙笔,横绘出杨家岭的神韵。这位以《岳阳楼记》而名垂中国文学史的政治家,大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九百年后的 1942年5月,一位同样是“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政治家,在此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千古难题。

试想当年, 70多位风华正茂的艺术家,受党中央之约,与同是风华正茂的领袖毛泽东,就文艺创作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甚至是争论、辩论、会期长达20天,最终形成了光辉的文艺理论典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段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最令我心动的是领袖与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的会议氛围,是在会议中互相磨砺而产生的思想智慧火花。

战争年代,文艺作品(文化)是战斗力,这是过往的艺术史以生动的实绩告诉我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产生的诸如《白毛女》等一批文艺作品,它们所起到的战斗动员作用,至今被文艺界津津乐道。今天,文艺作品(文化)是生产力,它对经济的发展,直接起到推动的作用;它通过教育人、陶冶人、娱乐人,起到教化的作用,起到稳定社会、和谐群体的作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些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影视剧,那些专为所谓白领阶层所阅读的才子佳人故事,那些只有所谓“圈子里的人”才感兴趣的诗歌,绝对是起不到这样作用的。

站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作为一个作家,我深感愧疚。试看看六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年为 9亿农民提供了几部以他们为描绘对象的作品?今天我们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获奖作品,“人民大众”是作品主角的有多少?我们的文艺作品,又有几部描绘了成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站在这个地方,我仿佛听到六十三年前毛主席的质问: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上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江泽民同志的教导。

这就是六十三年后,我在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杨家岭,听到的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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