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真的忘本了吗？ [评论]

　　诗意真的丧失了吗？朦胧诗本应朦胧吗？诗真的式微了吗？中国的诗人们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吗……　　

　　《作品与争鸣》 2003 年第 7 期刊登了著名学者、诗评家孙绍振的论文《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原载 2002 年 10 月 21 日《南方日报》的同时，刊登了笔者的商榷文章《不敢苟同的错误诗学》。笔者就孙绍振对以上这些诗歌界的热门话题发表的见解和主张，发表了不同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争鸣。2003年 8 月 2 日《文艺报》在“作家论坛周刊”的显要位置以超过二分之一版面的篇幅、以醒目的加粗标题刊登了勇慧的《由王晓波批评孙绍振所想到的》一文，使本已成为文坛热点的诗学观点之争，更为“火爆”。鉴于勇慧先生《由王晓波批评孙绍振所想到的》论述中，未能反映双方诗学的分歧，本人作为与孙绍振先生商榷的一方，在此，就双方的不同诗学观点，作简单的论述，以飨关注诗歌的读者。

　　一、诗意真的丧失了吗？　　

　　孙绍振先生对诗界的一些流行病态，包括“庸俗”、“令人作呕”、“平庸”、“侏儒化”等令读者反胃的病态诗作，称为“这些诗人也许是在探索”，并进而解释说：“即使表面上极端玩世不恭乃至口出亵渎之语，其真正的旨归，乃是力图突破、颠覆现成的套话遮蔽”。又言：“这些人要大喊冤枉，在他们看来，包括《下半身》的同仁们，正是在进行人的主体重塑。不过对于重塑的理念不尽相同罢了”。

　　笔者反驳：“孙先生是一位有见识的学者，他是不会高声疾呼，希望我们支持‘下半身’的，但他的谆谆游说，转弯抹角的诱导，更是可怕。读了孙先生这一鲜明的高论后，我想反问孙先生，‘真善美是否是文艺创作的统一标准？文艺创作在强调‘双百’的同时，是否需要强调伦理道德？’‘文艺创作是否要强调主旋律？是否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无意向孙先生提出责难。但作为一名诗人，我耻于和‘下半身’的诗歌作者称呼同仁。对那些说庸俗不堪的脏活，以写生殖器官‘酷’，‘爽’的‘新诗人’，我们是不敢与他们为伍的，他们的这种行径简直是对诗歌的‘施暴’”。

　　二、朦胧诗本应朦胧吗？

　　孙绍振认为：“朦胧诗初期诗人对于读不懂的责难回答是：你读不懂，你的儿子会读得懂。20年后，朦胧诗人的预言实现了”　　。笔者反驳：“朦胧诗的产生，是在‘文革’刚过，许多人还心有余悸，许多人说话都是欲说而不敢明言，诗人们出于对生命、对社会的关爱和出于诗人的良知，用诗歌的形式对极左思潮的戕害喊出的反抗声。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再遭受不应有的伤害，而把诗歌写得更隐晦和朦胧。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浅见。但我深信没有诗人喜欢别人认为他的诗歌是字词迷宫的，更不喜欢别人把他的诗集看成谜语汇编。若诗歌和谜语相同，我们还需要诗歌干吗？我想孙先生是不反对诗和谜语是有区别的吗？”　　

　　三、诗真的式微了吗？中国的诗人们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吗？

　　孙绍振认为：“中国新诗和世界诗歌所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诗歌，面临着一个和读者的关系疏远的问题。严肃文学是票房毒药。80年代，美国的诗歌组织请舒婷到美国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歌，对方出资。舒婷花了不少精力办签证，到了美国一所大学里，选了一个周末，结果只来了 10 个左右的听众。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少得可怜。许多诗歌刊物，依靠募捐、基金维持，常常是不到一两年就无疾而终。在我们这里，除了个别的以外，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但是诗人对诗与读者的关系，诗人与读者的交流‘断路’似乎是无所谓”。

　　笔者反驳：“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之众，新诗作者成千上万，不知孙先生是否都很熟？另外看来中国的新诗作者各个都精通不同门类的外语，否则怎么‘都以师承四方某派为荣’？我虽略懂一门外语，但我却反而以自己是孙先生所说的‘个别’为荣。作家都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没有人读你的作品，没有人理解你说了些什么，这是作家的悲剧，怎能说这种‘断路’无所谓呢？孙大学者是否认为新诗作者都是’自闭症’患者？”

　　中华是诗歌之国。读着“床前明月光”、读着“欲穷千里目”一代代国人在成长，在使用现代汉语的今天，忽然间，我们的诗人们惊呼：“写新诗的人比读新诗的人还要多！！”是读者远离诗歌？不！是新诗作者远离读者。对于新诗和旧体格律诗在国人心中的一些看法和地位，还是让我们听一听其他的一些声音吧！　

　　学者蓝棣之教授：“ 80 年代以来，随处可以听见说：现在的诗，我读不懂； 90 年代以来，连 80 年代还为那些读不懂的诗辩解的人，也读不懂诗了，广大的读者索性也就不读诗了……”（《文学评论》 2001 年第 5 期）。蓝棣之所指的“诗”是特指新诗。

　　诗人毛泽东主席：“旧体诗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转引自《诗人毛泽东》（第 421 页）。

　　诗歌编辑张承信：“目前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而旧体诗词迸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不仅唐诗宋词集一版再版，常销不衰，写旧体诗词的人也空前多了起来。一冷一热，形成了强烈反差”。（见《山西文学》 2001 年第 6 期）。

　　显易而见，新诗远离读者，并不等于诗歌真的式微了，新诗不能代表诗歌全部，它仅是诗歌的一部分。现在的“新诗远离读者”这一不良现象，是由于新诗作者脱离社会和生活，造成的一种严重“恶果”。

　　在《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这一短文里，孙绍振的论述经常出现一些不应有的常识性的矛盾。如，既言中国新诗“重新回到了与世界诗歌并驾齐驱的关口”。又言“在我们这里，。除了个别的以外，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既然“并驾齐驱”了，那么便可“平起平座”，那又何必犯贱，要“师承西方某一流派”呢？

　　早在拙文《吹掉泡沫还诗歌以亮丽》（载《人民日报》 2002 年 6 月 11 日）我曾对盲目崇拜“师承西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近年，许多“诗人”鼓吹横的移植，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一句简单的诗句，往往数十字，却沾沾自喜，让人不是“琅琅上口”，而是“拖泥带水”，不知所云。需知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由字组成词组，再组合成句子；而英语等别国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且有多义性，由词组合成句子，诗句译成汉语，无可避免地冗长，缺少意象和韵律，这些都是翻译的不足之处。但一些“诗人”却照搬别人的文学模式，这种“先锋”的舍本求末，盲目崇拜的结果便是“诗歌”远离读者。那些“先锋”诗歌，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分行的散文、杂文和谜语”。

　　孙绍振先生是应该听到西方诗人，这样一些论述的：

　　英国诗人鲍斯威乐： "译诗只能是拙劣的模仿"。（见丰毕瞻《中西诗歌比较》）

　　雪莱[P·B·Shelley]：“……因此，译诗是白费力气。”（见《诗辩》）……

　　中国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它不单是华夏子孙的宝贵财富，更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中国诗人一定会倍加珍惜这一值得骄傲自豪的、来之不易的文化财富，中国诗人绝不会“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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