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车

　　“接车”，一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山习俗——春节前接车——就是人们聚集到石岐西郊的汽车站迎接从港澳回乡过年的亲人，这中间，有我那生前只身在香港谋生的父亲和年年盼夫归的母亲。当时交通落后，港澳同胞回中山只能经澳门从拱北口岸进关，然后搭乘岐关公司汽车到石岐。“接车”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习俗（或说是一种现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中山有相当多的家庭是“一家两制”的：劳动力在港澳工作，家属在中山老家生活，经济来源在外。那个时期，天灾加人祸，国家经济进入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困难时期。然而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及时采取灵活政策，开放从海外邮寄和旅客携带生活用品进口。一时间，进口必需的生活物品成了一些家庭的生命线。当时港澳的普罗大众生活也相对艰苦，很多人只能争取春节假期回乡探亲。这样，自然形成了春节前的接车高潮。虽然不是家家户户有车可接，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接车毕竟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学校放了寒假之后，母亲带领我们“扫屋”（大扫除）；排队购买凭票证供应的年货。然后，母亲要花上一天时间去石岐三大理发店（时代、东方和西湖）中的一间轮候理发。一切就绪，就等着接父亲的车了。之前,母亲与父亲的联系全靠书信来往，几多的嘱咐和相约得花上两三个月的工夫。而父亲的准备工作更是从每次离开石岐返回香港的时候就开始了。
　　接车的日子终于到来。早上起床，母亲用过那看家的滋补品——“鸡蛋、生姜炒冷饭”，把全家一天的伙食备妥，叮嘱我们如何如何就出发了。条件是如此落后，变数甚多，什么时候能接上没个准，得有日以继夜的打算。如老天不作美，寒风冷雨交加，那滋味只能靠内心的喜悦来抵消。
　　母亲一般带上“助手”或“联络员”前往。我上有兄长，下有弟妹，“正选”从来轮不上我。好在从家到车站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路程，当日我少不了几次往返家与车站之间，异想第一时间见到日夜想念的父亲。车站里人头攒动，旅客出口处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人们柱着麻绳扁担，回乡而来的还带备“晏昼”（干粮）。相识或新识的交头接耳打发时光。突然，人声鼎沸，“有车进站了!”人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紧盯着出站的旅客。随即，招呼声此起彼落。接上的兴高采烈，姿态百千。接不上的失望的有之，自我安慰的有之。也有接不上碰见熟悉的旅客就急着打听自己亲人的行踪。每一趟车进站，就掀起一阵喧哗。
　　夜幕降临，等候了一整天的人还在坚持。与平时相比，车站显得灯火通明，其实是临时多拉了些电线加串了一些大瓦数的灯泡。在灯光的照射下，人们的脸上开始出现焦虑。听说节前班车进站是通宵达旦的，但肯定有人会带着惆怅的心情离开。
　　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亲眼见到母亲接上父亲的，好多次都是在睡梦中被唤醒站到外严内慈的父亲面前。父亲总是急着拆包向我们派发食物。劳累了几天的父亲看着我们贪馋的样子，与母亲会心地流露出欣慰的笑容。那时候面对花花绿绿的大包小包，我都会在心里偷笑。但等到开放改革我有机会从澳门经拱北进关的时候，才大吃一惊：孱弱的父亲当年是怎样扛着那大包小包走过海关之间的这段长命路?我的眼眶顿时湿润：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第二天，我们得遵命向至爱亲朋、街坊邻里派送父亲带回来的东西。糖果饼干基本上派送出去了。当年中山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请大家分享“接车”的喜悦。我甚至听说过，有向全村挨家挨户派送一颗糖果一块饼干的。尽管如此，两个苹果、两个橙……已够我们盼上一年。
　　到了1967年春节的来临，天气好像特别寒冷。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人们会有几分狂热，但对接车这种活动则是噤若寒蝉。那年回乡度岁的港澳同胞骤减。而我的父亲此时恰恰不幸染上恶症，他顾不得什么了，拖着病残之躯也要撑回家见妻儿。家里笼罩着不安，母亲等着证实父亲的病情，更令她无奈的是竟然没有人响应接车。结果只有不满十岁的小弟陪着母亲上路。不识气候，不知忧伤，小弟急着要见能给他带来好东西的父亲。
　　如今春节快到了，我又想起那些年头的接车，特别是母亲的最后一次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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