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曾望颜

　　在《话说总督》中，笔者曾对林则徐与曾望颜有无交往表示出兴趣。其后细阅杨国桢先生著的《林则徐传》，证实林与曾确有过交道，但情况不似《督》一文说。
　　曾望颜是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科进士，自始十八年大部分时间在任京官，包括两次任顺天府府尹。林则徐自嘉兴二十五年（1820年）外放浙江杭嘉湖道后，一直到逝世都是地方官。林主政广东后期，曾望颜于1840年出任福建布政使。要说林、曾两人“互为父母官”有点牵强。林与曾的交道是各为己见向皇帝上奏折，作“御前之争。”
　　林则徐禁烟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一是铲除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二是维护正常的对外贸易，为“天朝”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林采取了以下措施：收缴销毁鸦片，命令外商出具不贩卖鸦片的甘结（保证书）；整饬海防，积极备战，以实力迫外商就范。而且讲术斗争气术，宽严有度，恩威并重。用他的话是：“宽固可以弭衅，宽而失之纵驰，则贻患转足养痛；严似易于启衅，严而范我驰驱，以小惩即可大戒。”
　　林则徐的行动并未得到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道光皇帝既闭塞又盲目，左右摇摆，反复无常。他一时决定断绝中英贸易，“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一时又反对林则徐备战，“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朝中文武百官也是看热闹的居多，有的则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客观上起了干扰林则徐的作用。时任大理寺正聊的曾望颜在1840年1月15日奏上条陈，公开主张“制夷要策”在于封关禁海，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内地“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这种“闭关自守”的倒退主张与林则徐的目标相左，理所当然受到林的反驳。林不但指出这种主张无利于当时的抗英行动，而且要设身处地为广东沿海人民着想。他在《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写道：“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此前顺治和康熙初年间，清朝政府就曾实行“海禁”，勒令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出界者死。香山县为此全县农田八成丢荒，迁民流离失所甚至惨遭官军杀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迁界”废止，香山经济文化才逐步有所发展，至嘉兴、道光年间，“乃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同列大县”，从而结束了长期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上见《中山市志》）由此看来，林则徐的主张确比曾望颜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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