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新加坡


  这题目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听课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的。
  新大的老师授课不是他说你听满堂灌,而是互动的。有时让你站起来问你几个问题讨论一下,有时给你讲几个笑话,有时又让大家做个游戏,有时把大家分成发表、反对、辩护、评判四方抬一抬杠,平常在机关一脸紧张正经的书记局长们在嘻嘻哈哈不知不觉中有了新的收获。
  这天,黄教授让一位局长站起来:
  “你觉得自己漂亮吗?”
  那位局长给噎住了,表情复杂了好半天才嗫嚅吐出四个字:“还可以吧。”
  全场哄地笑了起来。
  “你觉得你旁边的那位女同学漂亮吗?”
  “漂亮 !”脱口而出,不假思索。
  全场又笑。
  黄老师说:“美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
  就在此一瞬间,本文的题目产生了:新加坡真大!

  去新加坡之前有朋友告诉我,新加坡只有我们中山市北部六、七个镇区那么大,我当时很吃惊。我一直误以为,作为一个国家起码比作为一个地区的香港要大,匆匆去查资料,果然明明白白写着:新加坡,土地648平方公里。待到了新加坡,爬上裕廊工业区的小山顶,登临一座螺蛳般盘旋而上的塔顶往下一看,一个国家的大半领土尽入眼底。到学习完毕离开新加坡,飞机刚爬高,整个国家在舷窗外一览无余,眨眼之间倏忽便出了国境,进入别人的领空了。小呀,一个小得让人怜爱让人揪心的国家!望着翼下浩淼无垠蓝得神秘莫测的大海,整个国家就像一瓣漂萍,哪一天海龙王老爷得了伤风感冒打个喷嚏溅下一滴口水就将它漫了。
  站在只有15公里长的新加坡河河畔,面对着象征新加坡的鱼尾狮塑像,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的新加坡人是如何拿出胆量在丛丛矗立的国家之林缝隙中宣布独立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告诉我,新加坡是被迫立国的,它原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邦。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我从没有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恩恩怨怨我们不必去管,但可以想象得出独立了的新加坡是如何的景况。自己装修一间房子或开张一间大排档从无到有是如何的头痛,更何况是一个国家呢。但他们毕竟走过来了,他们在世人心中画下的版图要比浮在马六甲海峡东南端的实际领土要大好多倍。我从新加坡人对现时生活的自豪感中感受得到他们当年的惶惑;反过来,也正是基于曾经惶惑过曾经努力过,今天的自豪感才那么实在,不会像二世祖般浅薄和无根。善待惶惑,之后再善待自豪,这就是小国新加坡的谋国之道。油然,我想起荀子一句话:“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

  新加坡不但是蕞尔小邦,对于千年古国来说,它还是垂髫稚年。新加坡独立于1965年8月9日,我们到达时,刚刚办完立国36周年庆典,报上正热烈讨论总理吴作栋国庆讲话里的一个话题。
  《海峡时报》专栏作家林耀辉到中国后,写了一篇叫做《来自中国的警钟》的文章,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令人警惕的,因为中国的蜕变对新加坡,尤其是对受教育不高的国民的生计,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又说:“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人民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因为这关系到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的未来。"吴作栋总理在国庆讲话时专门谈到这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恕我不厌其烦地摘引一段:
  林耀辉的文章引发几位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却在阅读一位年轻读者的反应时感到悲哀。这个年轻读者应该是接受西方教育并且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说,他的信代表了一些和他一样年纪——20来岁人的意见。这个年轻读者写道:“我们对中国人没有任何亲切感……这些‘支那’人正把所有的外来投资,连同我们的工作,一起吸走了……我们真的不能想像一个由‘支那’人主导的世界。那些在新加坡工作的‘支那’人真是一群粗野的家伙。" 这个年轻读者在文章结束时挖苦林耀辉,叫他考虑移居到中国去。 这个年轻人目光如豆。他需要长大,越快越好。或许他并不知道在马来话中,中国人叫“Orang Cina”(支那人)。如果我们不是支那,那我们是什么?“红毛”吗?
  我惊诧一个国家的总理居然会在国庆讲话那么重要的场合上几乎点名地批评一个年轻人。我不知道在国际上有无先例,但从此不难看出一个执政者对新加坡未来的忡忡忧虑。
  离开中国,在欧洲、美国,我是全文盲,在日本我是3/4文盲,而在新加坡我只是1/2文盲。走在高楼栉比、浓荫廊延的乌节路,满眼都是汉字,盈耳的广州话、闵南话、客家话、普通话,我用粤语或普通话问路、购物一点都没有困难。才看着打起锣鼓舞着醒狮采青庆祝新的酒楼开张,转过头又见到身穿唐装白须冉冉的老人擦肩而过,隐约听到他操着台湾口音的普通话教训同行的年轻人“小不忍则乱大谋”,此时,你真不觉正身处异国他乡。我在一个立着神荼、郁垒两尊门神的酒店对面找张铁椅子坐了下来,我要好好地享受一下中国国土外的中华文化。
  新加坡总人口380万,其中华人78%,马来人14%,印度人7%,欧亚族1%。官方语文为英、华、巫、印。行政语文为英文。在一个华族占大多数的社会里,而对本民族的历史了解不多或根本不了解甚至嗤之以鼻,那不仅仅是今天的悲哀,而是明天的可怕!前总理李光耀资政时清醒着哪,他早早地把自己在1980年1月20日讲的一段话——要了解现状和预见未来,你必须对过去,对这个民族的历史有充分的认识——刻在圣淘沙岛二战纪念馆那方精致沉重的黑色大理石碑上。
  宽广的树荫把闹市的喧嚣压成一片清凉,热带的阳光透过摇曳着的枝缝叶隙落在手臂上,有种针灸的感觉,思维就象地上的光影般跳跃着,我在想象一米八几个子有如玉树临风的总理,他站在讲坛上讲以上一番话该是如何的神情。

  新加坡河畔正在建国家文化中心,那是一座以歌剧院为中心的奇特建筑,远望就像个硕大的蜻蜓头,瞪着两只巨型的复眼望着天空。云来云往,阴晴圆缺,它看到了什么?眼睛的结构这么复杂,不同方向的立面那么多,收入眼底的一定很多。我扶着岸边的栏杆远眺,心里揣想着建筑师的立意。我想,他或她肯定知道摸准了李光耀的心理。
  据说李光耀曾经邀请了几个国际知名的学者来给新加坡做顾问号脉,研究一下新加坡发展还需要些什么,弄了半天,大家都一片赞扬声,只有一个人说不同意见,那就是“新加坡缺文化”。这让李光耀很不高兴,于是马上拍板建文化中心。
  新加坡人常提到的是他们缺物质资源,矿产、土地、淡水……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的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带着他的两名副将,一人扛着一面“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国旗,一人扛着一面虚得没半点血色的白旗,在一个日本参谋官的引导下,迈着典型的绅士步伐向一间名叫福特的车厂走去,代表十万英军去向只有他们半数的日军的总司令山下奉文投降。这张照片一经发表,马上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英国人怎么啦?斯大林不解,罗斯福疑惑,希特勒妒忌,丘吉尔觉得颜面无存。才打了那么三、四天就不打了,为何?这一点连白思华都没有心理准备。昨天他还接到他的顶头上司魏伐尔上将的电报,要他不惜打巷战打到一兵一卒也要打下去,他也召开了高级将领特别会议决定要打下去。但就是有这么一个“但是”,日本人在马来西亚那边把水龙头一关,要命的水就没有了,仗也就有了不用打的理由了,不是不想打。所以,他白思华去“会见”山下奉文的时候就不必垂头丧气,不必邋里邋遢的,不能失去绅士风度,失去大英帝国的尊严。所以他走的很悠闲,就象走在高尔夫球场的草地上。一个理由——缺水!
  我翻开报纸,这几天谈的又是水。李光耀资政代表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和首相马哈蒂尔医生进行五个内容的谈判,其中一个也就是引起争议的就是水的问题。马新两国有两份供水协定,一份在2011年届满,另一份在2061年到期。在2061年后,新加坡每日将从马方输入三亿五千万加仑。新方每千加仑出价四十五仙,至2061年为止,过后的价格是每千加仑六十仙。四十仙的新价,是目前每千加仑三仙的一十五倍,六十仙将是二十倍!估是新加坡政府已经判断出谈判的艰巨性,也明白一旦公布结果会引起何种烈度的国内反应,惟有请老李出山了。到最后,几家报纸分别用《水源是新加坡命脉》、《长期安全的代价》为标题的社论结束了扬扬沸沸的争论。在金钱和安全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
  缺水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缺其他呢?缺文化呢?也可以用钱买吗?那个学者说,你建了文化中心并不等于你就有了文化。李光耀先生不高兴归不高兴,这却是绕不开的。和千年古国比,鱼尾狮在斯芬克司面前,在拉奥孔面前、在巴米扬大佛面前、在敦煌飞天面前,它是那样的年轻,不谙世故,不东不西。
  学者讲的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又相信一个国家能立足于世也一定有它的道理,倘若没有一定的文化支撑着,它能立得稳吗?在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马来回教文化圈和欧美西方文化圈交汇撞击的文化边陲,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网络时代,年轻的鱼尾狮会难道不会梳妆打扮成一个令人眼睛一亮的姑娘或是锻炼成一个英俊健美的小伙子?我有这个想法是基于他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知道自己缺了些什么。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的朋友、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馆长冯仲汉先生送我两本书,一本叫《和平的代价》,一本叫《居安思危》。

  那天晚上,作为学习期间的节奏调整,我们去北部的夜间动物园游览,就在那儿,我听到一个中国游客向一个女工作人员问路。
  “小姐,厕所在哪里?”
  她没有马上回答,兴许正忙着。
  “小姐,你会国语吗?”他大概认为她听不懂。
  “华语!我可以讲华语。”她反应很快,声音却很沉。
  朦胧的灯影里抬起了两片紧闭的薄唇一张严肃的脸。我在这一刻猛然领悟到“国语”和“华语”两个词内涵的截然不同,“国语”只是对中国人而言,而这里是新加坡。她反应如此之快,心里是如此之清晰!国民如斯,国家将会如何?我那双来自大国的眼睛不由得向这个瘦小的姑娘行了个充满敬意的注目礼。
  正因为新加坡小,它的国家的观念就越强烈,它的家庭观念也同样强烈。国和家,一个是世界的细胞,一个是国家的细胞。相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家这个细胞就显得大了,把家经营好,确实是太重要了,治理一个家就相当于治理一个镇治理一个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高皇帝远”,那是大国的事情,而新加坡呢,首都就是国家,国家就是首都,国家领导人就住在前几条街甚至是隔壁,保不准呆会上街就看见总统的车队。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世界”、“国家”、“外交”、“边境”、“总统”、“元首”、“来访”等等的概念,却天天时时在耳边眼前脑里悠转,华语、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在舌头上翻来翻去,一栋公寓里甚至一个家庭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杂居相处,这又完全有可能使你糊涂得不知它的边界在哪里,家庭的概念又是怎么回事。
  不过,新加坡人一点也不含糊。又是他们的总理说出了他们的想法——
  以飞行时间为衡量标准,距离新加坡7个小时的区域住有28亿人口,其中几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只能够责怪自己。我们必须把所有距离我国不超过7个小时飞行时间的国家和城市,当作我们的腹地。
 新加坡也是属于儒家文化圈,他们口上纸上引用中国的成语、格言、典故就像我们一样随意,顺手拈来,我在短短的时间内不时接触到“坐井观天”这四个字,当看到他们总理的这一段话后我明白了,他们观天不是坐在井底,而是坐在井沿上。飞行时间七小时,就是说,他们起码看到悉尼、威灵顿,看到新德里、看到东京、看到北京!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视野里来观照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命运。
  是夜,新加坡姑娘那张认真的脸就像一个滤色镜架在我的鼻梁上,透过它去看动物园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澳洲貘大模大样地在路边鼾睡,庞然大物河马大口大口地喘出浊气,两眼发亮的猫头鹰一动不动立在枝头,体型瘦小的孟加拉虎不安地在树影下隐没,美洲狮高卧岩石之上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惨白的月光。水沼边,密麻麻的一群不知是叫鹤还是叫鹳的站在水里,把头埋在羽毛下,也不知是否睡得着。正在这时,丛林中传来了声嚎叫,同行的女性小小地惊叫一声,有人说是狼来了……
  回到酒店,电视正打出一个现场直播的画面——美国纽约两幢摩天大楼冒着浓烟——我们弄了半天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世界上弄不懂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而我们必须尽可能想办法,尽可能懂得多一些。
  新加坡我读懂了你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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