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月牙半隐的夏夜，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它挂上了苦楝树的枝桠，缠绕在禾秆堆顶上，飘进了铺着青石板的小巷。优美中有哀怨，哀怨中有挣扎，挣扎中有渴望，渴望中却又无奈。那当然是若干年后的感觉，可在那一个晚上，我只觉得新鲜和好听。后来知道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旋律是从一间老屋那长满野石花的瓦面上升起来的。来自音乐学院附中的广州知识青年老何仔站在屋脊上拉着他的小提琴，仰头望去，背着月光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见到他黑黑的身影像芭蕉叶般拂动，一朵带着灰色的云驻足在他头顶。和小伙伴们猴般爬上树丫爬上短墙呆呆地听着，当时作为农村少年的我，不仅无法认识他手中那个象厘戥盒的新奇东西是个什么乐器，更无法在旋律中品味得出一个正雄心勃勃向金碧辉煌艺术殿堂挺进的明日之星，在突然间坠落到不可知命运深渊时的迷茫、无助和挣扎，甚至还充满着欣赏、羡慕和妒忌。
    在依稀的记忆中，濠头村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来了很多陌生的城里人，用现在的话说，这个最高文化水平是初中教师的村子，它的知识含量猛地增加了好多好多。对于我们这些被大人称之为“甩索马骝”的野孩子来说，“停课闹革命”是求之不得的大假期，天大地大不如爹娘大，爹娘如果不来管，就天不管地不收了，整天满巷子乱窜，上瓦面越短墙，谁家有几口人能不知道？哪个屋檐下的老母猪下了几个仔，小母鸡把蛋生在哪里都一清二楚，新添的村民马上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最让我们感到新奇和神秘的是一对从广州“战备疏散”而来的杂技演员夫妻。

    几乎全濠头村的人都姓“郑”，那男的父辈是从濠头村出去的，他不是在濠头村出生的，村里人大多数的人是在他回乡后才第一次见到他，只有几个早出晚归在县城里上班的人见过他一两次小丑杂耍表演。他们说，他拿起什么都可以来一下，碗碗碟碟都给训练得有了灵性，要转就转要飞就飞，眼看要掉到地上摔个九九八十一瓣，他蒙上双眼，伸出右脚一勾就稳稳地停住了。五六把闪闪亮的菜刀在手上抛来抛去半个小时不会伤自己一根毫毛，到最后将那把又尖又薄的往半空一抛，他把屁股一撅，刷的一声，刀正正落到腰间的皮鞘内。他回乡之前就已经是村里口头文学中的传奇人物，是郑氏宗祠的骄傲。大家叫他郑老师。
    村里人称他的老婆为丁老师，她三十岁左右，是表演走钢丝的。关于她的故事更具武侠色彩。据说有一次她晚上练功后骑着单车回家，看见五个小流氓在调戏人家小姑娘，她下车劝阻，小流氓见来了个更漂亮的，围着她就想动手，她退后几步靠着一堵墙和他们打了起来，十几个回合后，她娇叱一声把外衣一脱，露出练功服“广州杂技团”几个字来，吓得小流氓“扯呼”一声马上散水。现在回想起来，她没有传说中的漂亮，个子不高，爱穿一件孔雀蓝的上衣，壮壮实实的，那天下雨打着油纸伞在村边的独木桥上过，朦胧中那种轻盈真无法形容。
    在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多年的今天，我想象得出一个演员被迫不得不离开舞台时是什么样的心态。鱼儿失去了江河湖海，鸟儿没有了白云蓝天，农民告别了土地，将军撤离了战场，你所苦苦追求的，你曾殷殷期待的，突然间都像海市蜃楼般消失，生命的支点就马上倾斜了，脚下纵然曾经有过的一千条一万条可以走的路就处处碰壁了。过去死命的执着、初时咬牙的努力此刻变得意义荡然甚至可笑更可哭。当年就有人说，农民能过得日子为什么你就不能过？今天我反问一句，为何有的老太太进城跟儿子住进了小别墅还天天念叨要回到乡下的老屋子？没有睡眠哪来梦境，老何仔、郑老师夫妇失衡后该是个什么姿态，这是少年的我不曾想过也无从去想的，只渴望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演出，把大人们的故事兑现为孩子们眼里的现实。
    那时，濠头村也有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没多久，还没成为正式演员的老何仔被拉上舞台演奏《红太阳光辉把炉台照亮》、《黎家代表上北京》，而正儿八经过粉墨生活的郑老师夫妇，人们好像从没想起他们是演员，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在有演出的夜晚出现在小学校前的操场上。我曾经猜想，他们是远远地避开本该属于他们而现在又无法接纳他们的舞台。每当聒噪的舞台声撕开夜空传来时，坐在如豆灯火前的小板凳上，他们互相间会说些什么话呢？
    舞台不需要他们，他们也在逃避舞台，而十几二十年汗水、目光、掌声和鲜花编织的舞台情结郁郁于心是不可能散泻掉的。他们用第三只眼睛关注着大队文艺宣传队，直到一次偶然。

    《朱子家训》曰：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濠头村人对自家的女人的审美标准也没有逾越这个范畴，他们对人的臧否滤去了当时最揪人命根的阶级评估，口头上人喊我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心中还是翻着《增广昔时贤文》、《三字经》、《千字文》、《颜氏家训》来比照身边的生活，他们评价郑老师厚道的用词是：“好相与”、“好人事”、“腍纯”、“担屎都不会偷食”，完全是正面的，而对丁老师的打分也不会低于八十分。丁老师的分是失在一些女人手上，是因为她游泳时穿裸肩露腿玲珑浮突的游泳衣。
    杂技本来就是体力活，丁老师练得比任何女人都结实强壮，她不怵通常只是男人干的活。夏收夏种时男劳力不够，她衣袖一捋裤腿一卷，扛起大犁牵着牛牯就落田。她从五岁开始练功，练得就是巧，摸得就是窍，落田前先“向贫下中农学习”，找个老牛工问问道，落田约摸半个时辰，吆喝得一点都不客气和犹豫，泥里水里稀里哗啦走上几跄就上手了，一跄犁得比一跄直。牛牯也晓得走在身后的是个硬手，听得出娇叱声里的底气是何等分量，感觉到鼻圈上那缰绳一松一紧传递来的指令是怎样不容置疑，它从来没有这样服气过。原先想看热闹，等着牛牯拽着个泥观音满田跑的男人们不再说话不再吸水烟筒了，紧赶慢赶地挥着竹枝打着牛屁股。在田头围观的女人们，在惊诧中得到戏文唱出“谁说生女不如男”时的快感，她们有的大声喊了起来：“刘老师，好嘢！”喝彩声响起，我想，丁老师肯定有了一种久违了的舞台感，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多宽阔的布景，多强烈的面光灯，多真实的配乐音效，多热情的观众！她这时的神采比老何仔在小学校前的操场舞台时出彩多了。女人嘛，农村对她们的要求就是“烂做捱得好生养”，当地童谣唱：“嗳仔乖，嗳仔乖，嗳仔快长大，有钱娶个娇娇女，没钱娶个大只婆。”又唱“落雨大，水浸街，阿妈担柴上街卖，阿姐（妾）屋企绣花鞋。”肯干耐干能干是首要条件，城里来的丁老师绝对是首战告捷，八十分就这样打下了。
    许是“演出”成功太高兴了，她兴犹未了，傍晚收工后，换上了在城里穿的游泳衣跳水去，青云桥成了她新生活的一个跳台。
    古老的青云桥是用粗大的花冈石构筑的，方方正正的桥墩一派威严，生铁铸的栏杆满身稳重。自嘉庆十五年初建成以来，它和濠头村人一样，头一回看见一个如此少布料蔽体的女人大大方方地站到它身上。于是，好奇的人们像到操场看演出一般围着青云桥，男人们乐得眼睛吃冰激淋，女人们却不敢看下去，似乎被暴露的是自己的肌肤。濠头村靠近城区石岐，她们不至于古老石山般封建不化，不会很贸然地去否定，但又不能欣然地接受，更不敢很毅然地自己去犯这个险。
    她活动了一下四肢后，凌厉的一个空翻像根针似的插到河的中间，水花不兴，许久方从远处冒出头来。岸边那等得憋不住了掌声银瓶乍裂般响了起来。有掌声就再演。她索性爬到河边的大榕树临水的尾梢端，被落日烧红了的晚霞在她侧后方给出一张硕大无朋的天幕。她像正式表演一样向她的观众挥挥手，然后双膝一挫，猛地把树枝压下去，乘着树枝反弹的力道高高跃起，团着身子两个漂亮的空翻，倏地在水里不见了，几片抖落的树叶轻轻地飘到重归平静的水面上。这回，早已准备好的半合的双掌迫不及待地拍下去了，濠头人开眼界了，只在电影《女跳水队员》看到的镜头不可思议地在眼前出现了。人们一个劲敌拍掌要她继续表演，煞风景的是民兵营的大胆雄来了，说这是“封资修”，他把人们驱散，丁老师的表演就草草结束了。
    这样结束也有这样结束的好处，濠头人说是“错有错着”。本来，丁老师已经在农村传统道德和艺术审美之间成功地打了个擦边球，在一个气势磅礴的布景衬托下，她从天而降，以优美的姿态实现了平滑无痕的切入，她让濠头人接受了，把原先有可能失去的分保住了，而一贯讨人嫌的大胆雄的作为，在逆反心理作用下又给她再加了分。于是，在不经意间，她实现了生活方式的等值兑换，她在新舞台的角色基本定位了，她找到了失衡后的又一个生命支点。

    也许丁老师是所谓的“工人家庭出身”，表里环境提供的脚色转换条件要宽裕些，郑老师的“地主富农出身”却使得他心理空间显得相当的逼仄，他这个杂耍演员似乎对生活中的每一样都耍不起来。田头歇息，大家起哄要他来一个，他一摆手，“过时了，封资修的东西”，要不就说“手生了”，直是一副柳下惠的姿态，坐怀不乱。农民大哥的起哄就像海浪拍打礁石，卷过来了又退回去，又卷过来又退回去。
    又是一个傍晚。农村人吃饭不会死固固猫在家里，捧着盛满饭菜的大瓦砵去找个人多的榕树头或小杂货铺，边吃边聊，一但有了好菜大家就换着尝。我今天命名它叫“中式自助餐”。郑老师回乡后，他们也像农民一样在门前地坪露天吃饭，没几天，这里就成为“中式自助餐”的餐厅了。那天饭后他们有起哄了，可郑老师依然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笑模样，又是一句“丢荒了”，转身进了屋子大门对面的厨房收拾锅灶。丁老师看不过去，对着他背影低声骂了声“牛皮灯笼”。她给大家丢了个眼色，利索地摘下身上的围裙，把饭桌上的碗碟擦干净。“大家看好了”，她说完就朝厨房喊了声老郑。郑老师答应着在厨房门口探出头来。这里用得着讲故事常用的一句话“说时迟那时快”，丁老师嗖的把一个碟子转溜溜地甩了过去。真人不亮相，亮相不得了。猝不及防间，郑老师马步一沉，右手顺着碟子飞来的方向轻巧的一抄，碟子稳稳地停在左手上。丁老师紧接着流星赶月似的把桌上的餐具一古脑甩了过去，只听得磬铃哐当一阵陶瓷金属的急遽的碰撞声后，一叠餐具整整齐齐地托在郑老师左手上。一切都在刹那间完成了。如果稍加一点想象渲染，这时该有一个陶瓷的物件落到地上清脆地响了，那是当中某一个人忘记自己手中捧着一个瓦砵。
    郑老师这一次的表演既空前也绝后了。他至少证实了传说的真实性，为濠头人的自豪与骄傲灌注了足够的底气，同时，郑老师也从乡亲们每一次递过来的眼神里，捡拾到曾经在舞台上拥有的自信。虽然他依然还是那样的谦恭，但他的每一个微笑后面都有了坚实可靠的依傍。

    记得当年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有这么一句台词，日本宪兵要把共产党人李玉和带走了，他母亲让他喝一碗壮行酒，李玉和喝罢说道：“妈，有你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就像这样，郑氏夫妇在濠头村从此以后就有了这种感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剧场舞台的狭窄。
    超越的典型事例发生在烟筒竜山上。那时农村人没有煤用，听也没听过天然气炉、电饭锅这些玩意，做饭煮猪潲要不是烧禾秆甘蔗壳，就是烧山上打回来的芒草树枝，烟筒竜是濠头人的燃料库。生产大队为此封山育林，每年开放一次，用白灰划成一块块，按每家的劳动力多少进行分配。这年又开山分配了，生产队排工的黑板上却没有郑老师家的名字，邻居帮忙一打听，说是“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没份，把“战备疏散”的也划到里面去了。邻居们说五类分子也得吃饭呀，于是各家各户从自家的份额里划一部分给他们。在歧视的日子过惯了，丁老师也不在意，禾枪上扎起绳索镰刀就和邻居的女人们嘻嘻哈哈地上山了。收获总是让人高兴的。
    在当年的中国，由于恶劣的政治气候、封闭的生存环境、极度短缺的生活资源，再加上顽固的宗法传统，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冒出那种貌似正气却暗里使坏的捞家仔，大胆雄就是其中一个。他又来了，他不许丁老师割芒草，驱逐她下山，理由是“破坏封山育林和剥削贫下中农”。邻居们出面去解释他也不听，给她再加一条罪名“蒙骗群众”，冷不防一掌把丁老师推下了一个土坡坎。如果是别人早就摔个鼻青脸肿了，好个丁老师，借势就地一滚站了起来，把绳子像鞭子抖了抖，喝住他不要再靠过来。村里人至今还没有弄得清大胆雄当时为何还是扑了过去，是没听说或是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女子曾经独力打跑了五个小流氓？还是真的被一团浊气鼓胀了皮囊，经脉逆转走火入魔？接下去就是两人打起来了。说是打，其实没怎么打，只两鞭，大胆雄就给丁老师撩倒瘪在坡坎前了。
    本该事情可以划句号了，但又因为在场的几个女人为丁老师的胜利欢呼起来，“明知打不过还去欺负人家，男人的脸都让你丟尽了”。这是第一个敢打大胆雄的人，而且是个女人！于是，这个男人撒起泼来了。他骂咧咧地一颠一颠跑回大队卫生站，推开赤脚医生，抓起一把安眠药全都吞到肚子里，然后满街满巷乱窜。喉头抽搐着，嘴里嚷个不停，“五类分子迫害贫下中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呀”，“我快要死了，死了就要反革命填命”。这让人想起《水浒传》的泼皮牛二，古今中外的泼皮大概都是这样的，丢不起脸却丢得起命。
    同样，他不识死却怕痛。丁老师赶来，杏眼睁圆，她把绳子啪的抖了个响，“坐下，要不我鞭你！”大胆雄顿时软了，坐下了。丁老师指挥几个男人把他五花大绑固定在椅子上，撬开他的嘴巴，灌进了几大碗紫红紫红的高锰酸钾溶液催吐，让他翻肠倒胃稀里哗啦吐个七荤八素。这一吐，胆汁也吐出来，大胆雄从此后修心养性乖了。俗语“三个姑娘打不赢一个濑屎佬”，这回例外了。
    老何仔在屋顶上演绎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丁老师在山顶上演绎的则是《杨志卖刀》。不同的心理结构自然会有意趣迥异的演绎方式和结局。这个结局让人回肠荡气，我以为，濠头村人在其中感受到的决不仅仅是讲古佬通常揭示的“官逼民反”或“警恶扬善”浅表意蕴。

    郑氏夫妇离开了舞台，却以极强的心理平衡能力找到人生的平衡点，以异常优美的姿态走过了一段情感经历相当惊险的钢丝，在非常时期给濠头人留下一个非常的造型。人生处处是舞台，就看你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脚色。
    我离开濠头快三十年了。老何仔呢，在哪里？那把小提琴可还在身边？现在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悲怆中该少了命运的无奈而多了对历史的反思，少了随风摆絮的柔弱多了冲积堆叠的沉雄？估计郑氏夫妇也早以落实政策回广州城了，估计再上了一段时间的舞台之后现在也退休了，或许今天的平衡没这么难了，可谁又能保证呢？毕竟进入了信息时代，整个生活舞台的背景、灯光、道具、音响全变了，乃至编剧、导演、观众都不同了。我和他们虽不是朋友，连名字都不知道，可我记得他们。
    老何仔、郑老师、丁老师，你们可好？如果你们偶然看到这文章，就权当是我向你们问候和致敬！

2006-5-4～7 写于几乎食斋

发表于2006年10月《人民文学》